在對華問題上，歐美怎么可能達成一致呢？
【文/嘉南·加內什，翻譯/李碧琪，校對/郭涵】
1964年，當承認“紅色”中國對一位美國總統仍屬于“政治自殺”行為時，戴高樂就這樣做了。不久，他帶領法國退出北約的一體化軍事指揮機制。在一次歷史性的、仿佛荷馬史詩般的拉美之行中，戴高樂承諾將與地區國家團結對抗一個他并未指明、但不難猜出的霸權國家。如果說法國從來沒有對美國和蘇聯一視同仁，至少戴高樂傾向于認為（哪怕缺乏充分證據），說到令人難以忍受的霸權，美蘇大抵相似。
那么，不妨在這種視角下考查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的訪華之旅。確實，不管是言辭還是行動，他都表現的與中國相當親近，在一些問題上增添了法國同歐洲其他國家、歐洲同美國之間的分歧?，F在恐怕沒有哪位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比馬克龍更需要一位能“潤色”措辭的文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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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馬克龍的任何一位前任或繼任者都可能會做同樣的事情，甚至產生更大影響。法國長期渴望成為世界上的“第三支力量”（冷戰尚未完全結束，前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就提議組建一個包含俄羅斯在內的歐洲聯邦）。法國也比其他任何歐盟成員國擁有更大的外交與軍事影響力。結合這些現實，“歐洲”就其在世界事務中存在的程度而言，永遠不會全心全意地追隨美國的對華立場。
4月5日，馬克龍在法國駐華大使館發表講話。圖自視覺中國
除了法國因素之外，我們還有理由懷疑美國和歐洲是否能就對華立場達成一致。
首先，對雙方來說利害關系不盡相同。美國正在捍衛其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大約一個世紀以來，歐洲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不再擁有這種地位。就事論事，柏林或布魯塞爾對世界第二大國崛起的感受，遠不如華盛頓那樣焦慮。歐洲與美國對于維護霸權地位的官方表態并不相同，因為歐洲本來就不具備美國的霸權實力。
第二點，美國現在或者將來，能夠實現自給自足。它在能源、農業與科技領域具備充分的資源與能力。在將數十億計的晶體管刻在硅片上的半導體技藝方面，美國仍然在努力減少對外部的依賴，但它至少有資本考慮與中國“脫鉤”（順便說一句，美國領導層比我們這些評論員更少提及這個詞）的可能。至于歐洲大陸，烏克蘭沖突將其對外部世界多層面的依賴，以一種極為令人難堪的方式暴露出來，自然不可與美國同日而語。受形勢所迫，歐洲不得不以更為精明、圓滑的方式在大國間打交道。
接下來，還有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地理距離。冷戰時期，那些最難相處的西歐國家也必須緊緊依靠美國，因為他們距離蘇聯如此之近，承擔不起任何風險。如今面對中國情況卻大為不同。
歷史學家尼爾·格林在他的新書《亞洲如何認識自我》（這本書值得起一個更醒目的標題）中，探討了什么是亞洲，甚至對亞洲范圍的定義。這片大陸如此廣袤，文明如此多樣，其中一些文明彼此接觸并理解對方的節奏相當慢，亞洲可能過于宏大，很難清晰地定義。
順著這個思路就能意識到，即便美國也有理由自稱是一個亞洲國家。不僅僅因為美國有數千英里的太平洋海岸線，也不只因人口變化的趨勢表明，到本世紀中葉亞裔美國人將超過西班牙裔，成為美國最大的族裔群體。這完全是一種習慣。無論是日本開國（1853年）還是美西戰爭（1898年），美國在亞洲展示軍事力量的存在，遠早于它在歐洲的存在。在“孤立主義”盛行的1930年代，美國占據菲律賓。如今，僅日本就駐扎了美軍海外部署現役兵力的31%。不管是發展文化、科研還是軍事存在，加利福尼亞都是美國最重要的州。加州不僅僅是在物理意義上“面向亞洲”。
美國對亞洲的每一次權力轉移都有敏銳體察，就算美國算不上亞洲國家，這種敏銳也遠遠超過一個遙遠的貿易伙伴和安全擔保國所能達到的程度。這種對“亞太區域”心理層面上的強烈關注，在任何一個歐洲首都的執政精英那里都找不到。
以上一切都不能說明，馬克龍對中國的看法會立即成為歐洲的主流認識。歐洲人對法國的動機尚有不小的顧慮。至于英國、德國、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則對美國過度順從。但無論是對華關系的實質，還是彼此對這段關系賦予的高度重視，歐洲永遠不可能追隨美國的對華立場。歐美怎么可能達成一致呢？馬克龍認為自己是一位命運之人（man of destiny）。地理即是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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